人生天平的另一只托盘

2021-09-16 01:48  作者:夕枫香 2 Views 评论 0 条

  从蒙童开始读书到读书有成,然后教书,从少年气盛的时候开始教书,教到现在中年老成,终于眼花,无法继续教书了,不得不退到“二线”来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工间和业余都有宽绰的闲暇,因为积习已久,闲暇里做的最多的事情还是读书,虽然读得断断续续点点滴滴,虽然读书极不利于我的视力健康,但毕竟还能读,我觉得还是好事。
  
  我很庆幸读书依然是我生命活动的主要方式和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不过,在我尽享读书乐趣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应该与读书没有直接关系,却也是与读书这件事关系并不遥远的另一种活动,那就是写作,或称创作。写作或创作本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很自由的事情,尤其是,一个业余作者的从事创作大抵是率性而为的、没有任何外界力量和强迫因素的干预的完全自主的活动,没有任何压力意味,是无所谓回避还是面对,大体上还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想要说的是,我所关注的并不是创作的过程和作品,而是创作者的群体性命运,说白了,我一直对文人的终极命运心存畏惧,也对一些文人的作为心存敬意。
  
  我在业余创作这件事上兴趣盎然乐此不疲,而内心里又时时闪现着创作者主体整体性结局的沉寂和幽暗,我似乎处在自相矛盾的两难选择之中。就我当前的情况来说,我写作是因为我爱好,并且可能还会继续爱好下去,但是,随着年岁的越来越大,我的担心和畏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对绝大多数从事创作活动的人来说,个体全程性命运和群体整体性命运的不济。
  
  这种想法是阅读司马迁的《史记》而引发的。
  
  说到司马迁,人们都知道他的绝世鸿篇巨制、被后人高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史记》,也知道其人和《史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司马迁生前还有一篇书信体短篇名作《报任安书》。在此,我不是要向大家介绍这封书信,也不想考证任安其人,我只是在牢记着司马迁在此文中提到的一干历史人物和这些人的人生际遇。我一直记着,思考着。每次想起,我几乎都会浑身发热,心生暖意,眼前仿佛依次闪现过一连串虽然穷愁潦倒虽然落寞的身影和悲愤冷峻的面孔,但他们都很健壮地在我心里活着。想着想着,也会把自己添加进去,和那些人一道,变成多舛而悲壮的灵魂,在历史的烟云中固执地游走,然后消隐,只留给后人一些大起大落的传说和并没有改变他们个人命运的那些不朽的传世大作(假如我也能写出传世大作的话)。
  
  司马迁在本文中提到过这么一些人:《周易》的作者周文王,《春秋》的作者孔子,《离骚》的作者屈原,《国语》的作者左丘明,《孙子兵法》的作者孙膑,《吕览》的作者吕不韦,《说难》、《孤愤》的作者韩非,以及《诗经》所收三百零五首诗的原创作者们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再看以上这些作者在撰写作品前后的人生际遇:“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脚”,“不韦迁蜀”,“韩非囚秦”,“贤圣发愤”。
  
  司马迁列举了这么多例子到底想告诉世人什么意思呢?他在该段文字的开首是这么说的:“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句话就是以上内容的总起。
  
  毋庸讳言,司马迁在这里提到的这么多古代名人的终极目的并不是要向人们表达他对他们的溢美之词,也不是要绍介作者和作品,而是要借此类推和引喻到自己,他在向好友任安表明心迹。严格说来,此文是司马迁估计到自己可能遭遇不测时立下的生前遗嘱,他想通过任安把自己撰写《史记》当时的情势、自己的人格遭受的耻辱、当时的处境、心境和愿望留告后世:这个世间,只有“倜傥非常之人”才有“非常”的作为,否则就只能叫做平庸之作和平庸之辈,他要做一个“倜傥非常之人”而不做一个平庸之辈。
  
  关于任安,史料关于他的记载甚少,生平不考。从司马迁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司马的一位能够委以大事的知心朋友,《报任安书》这封信可看做司马迁把自己身前生后的诸般事宜向任安做了生命高度的托付。
  
  司马迁却不是在标榜自己。他把从周文王到秦朝韩非数百年间的一系列人物援引出来,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追求人生价值和实现人生宏愿的基本公式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就西汉武帝时代的法律来说,处以“腐刑”,对一个男人来说已是几大于死的极刑,“是可忍,孰不可忍”?连“腐刑”都能承受了,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连人世间的奇耻大辱都忍受了,复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司马迁在文中明确表示,他已经抱定了一死的决心来继续完成他的《史记》的撰写工作。那么,到底是哪一件事让他决定冒死一搏呢?事情还得从他被处以“腐刑”的经过说起。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北击匈奴,派李陵同往助战。交战中,因叛将泄密,李陵兵败被围,李广利见死不救,李陵无奈,后降于匈奴。事情大势所趋已成定局,李陵投降匈奴已是不容辩驳的事实,朝中上下都在申斥李陵的投降变节。其实,当时朝野许多人都很清楚,汉武帝是有意袒护当红的宓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想藉此机会给李广利加官进爵。舆论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但是,唯独司马迁不这么认为,他公开为李陵陈言辩护,汉武帝的“龙颜”悦与不悦先不说,宓妃李夫人的“凤颜”首先不悦,从而也就“激怒”了汉武帝,司马迁因此获刑入狱,论罪当死,又无钱赎买,只好接受当时还可以代替死刑的“腐刑”处罚。
  
  那么,司马迁给任安的信中又何以把话说得那么壮怀激烈呢?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受到了如此沉重的处罚和巨大的耻辱,几乎等同于已经死了,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他要尊重事实,如实记些相关历史,他也知道,他这样做的结果也许真的会不免一死,所以,在他遭遇不测之前,向唯一的好友任安真情告白,说明自己苟活于世的原因,表明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处事的原则,以及他未竟的事业,还有他生前的愿望,并委婉地托付任安以诸般大事,当时情势十分特殊,所有人对司马迁避之唯恐不及,还有谁愿意、敢于给他帮忙呢?公开委托他人根本行不通,司马迁只能依靠好友任安了,并且也不能公开行事,所以他才向任安写了这封长信,我们从此信的措辞很含蓄、也很悲怆可以看出。
  
  不知是当时朝中再无可用之人,朝中史册文本还需司马迁来执笔完成,还是汉武帝要继续监控和惩罚司马迁,司马迁出狱后继任太史令,并继续投入《史记》的撰写工作。然而这时的司马迁,已是生命尚在,灵魂远走,身体活着,尊严全无!
  
  司马迁的人生悲剧在于他的直言陈事坚持真理,在于他的并不人云亦云、不随声附和、不趋炎附势,忠于事实,他秉持了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真性情,虽然他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人生代价!这也是除《史记》而外的让他彪炳千秋的另一个原因。
  
  由此可见,书信体短文《报任安书》传达了司马迁心中这么几个意思:一,在“李陵”一案中,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内心里一直为李陵鸣冤抱屈;二,他所遭受的人生的奇耻大辱并不能改变他的生命观、历史观,即便因此仍然不免一死,他也要坚持真理;三,他要努力完成《史记》的撰写,并暗示和委托任安,万一他身遭不测,希望任安能帮他完成《史记》一书的未竟之事,让他的学术心血和人生主张能在后世得以流传。
  
  这么说来,解读司马迁所列举的那一连串历史人物的言下之意,我们还应在那段文字后面添加上“司马辱,《史记》成”这一句!
  
  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很有意味的。
  
  如果在此之前司马迁所做的工作是自己世袭的官职的分内的责任和义务的话,那么,他受了“腐刑”之后所做的事情(主要是撰写《史记》)就是向自己的灵魂的许诺和托付;如果他以前只是站在一个太史令的立场做着本分的工作在为朝廷效力尽忠,那么,他后来的发愤勤勉忍辱负重继续立著已经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秉持着人性的力量,代表所有厄运缠身的文人向命运勇敢地发出挑战了。
  
  司马迁从一系列历史人物身上获取了精神鼓舞和行为奋发的力量,也获取了完成撰写《史记》的原动力,并且,他个人的态度已经变得十分明朗:如果此前他还贪图过人世间的荣华富贵的话,自此之后他不再想;如果他曾经为人间的种种名利患得患失的话,自此以后他就是心无挂碍了;如果先前他还是一个“准富贵”的人最终要走向“名磨灭”的平庸结局的话,那么,从今往后,他要开始做一个“倜傥非常之人”了!
  
  人最疏放自由的精神状态恐怕莫过于无所畏惧无挂无碍了。不过,至此司马迁还有所担心,他担心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史记》可能不得善终,可能胎死腹中或者中道而卒,所以他才诚惶诚恐、情真意切地修此长信与任安,表明他的心迹和愿望。他这样说:“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借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欲人言也。”话的意思分三层,一是说,如果书未写成而遭杀身之祸,那也就甘心情愿接受命运的惩罚了;二是说,如果此书写成,若再能流传后世,千刀万剐也就无怨无悔了;三是说,这些话只能给睿智的人讲,而不能告之以贪欲小人,言外之意是:任安,你就是一位睿智高人,这些话(我)只能告诉你了!司马迁首先高度褒扬任安的人品,这是对委托之人给予的必要的感情投资,当然前提是必须深刻了解此人信任此人。司马迁的主要意图是:如果第二种可能成真,那么,该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等一系列重要事情就拜托任安来代为操办了。
  
  另外,司马迁在信中也毫不隐晦地对自己的著作做了高度且中肯的总结性评价:“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的“成一家之言”的意思也很清楚,即无论是内容的全面准确还是形式手法的新颖独到,还是历史观、人文观等等方面,都是与以往任何时候的史籍完全不同的,也就是在暗示他的著作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这一点,司马迁的话并非言过其实,在整个《史记》中,他给小人物立传,他称侠客义盗为世家,给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做记,都体现了他粗朴明确的民本思想,许多地方都彰显着温暖的人文关怀和真实的常人情感,后人尊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确乎是当之无愧的。
  
  还是回到那个话题:司马迁强大的创作原动力究竟从何而来?
  
  如果没有这篇绝无仅有的《报任安书》,我们就很难知道司马迁当时情感、意志、理智等方面的大概情况,因为除了《史记》和这封长信,司马迁并没有给后世留下更多更有效的文字资料。从《史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术意义上的作者司马迁而看不到一个俗世生活意义上的司马迁,好在有这样一封长信在这方面做了适当的也是很有必要的补充,为后人更清楚更全面地了解司马迁、了解《史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材料。
  
  关键词语信息是“富贵”和“倜傥非常之人”。前者自然指的是统治者当局和具有中上层社会身份的人,也指那些人生经历相对顺利,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有一定财产、无温饱之虞、人身相对比较自由的中层地主、士族。后者,一般来说,指的是有一定的门第出身和社会地位但经济地位无所谓显卑,不仗侍门阀出身,不拘守礼义法度的豪侠放犷人士,从战国到秦、汉,再到后来的三国、两晋时期,这样的人士是很多的,他们要么在学术方面,要么在艺术方面,要么在江湖术数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就。司马迁说的“倜傥非常之人”则与此稍有不同,他在这里专指那些人生际遇多舛、又常困于绝险之境的郁郁不得志之士,他们既需要外界的诸如机遇和机会等因素的支持,也需要具有一定能力的人的帮助。我们不妨再次梳理一下司马迁列举到的那些人物:
  
  周文王作为西岐人质被殷纣王囚困与朝歌,长期丧失人身自由,他就在狱中推演出《周易》;
  
  孔子花了半生时光周游列国宣传周礼试图恢复周礼,历经坎坷,他的想法根本不为世人所接受,最终未果,晚年困窘落魄,才专心修订出了“微言大义”的鲁国编年史《春秋》;
  
  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力主联齐抗秦得罪了朝中奸佞小人及楚怀王而几番遭受放逐,在放逐期间,他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古体长诗《离骚》;
  
  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的盲史官,凭记诵、讲述传承古代历史和传说,相传著有《左传》一书;
  
  齐国将军孙膑被诬并受髌刑后,写出了中国古代第一步军事著作《孙膑兵法》;
  
  卫国商人,后成为秦相的吕不韦遭陷害被流放蜀国期间,写成了杂家著作《吕览》(《吕氏春秋》);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国的韩非,才能不被赏识,退而著书,写成《说难》、《孤愤》等名篇;
  
  《诗经》所收三百零五篇古代诗歌,大都是古时贤圣遭逢危难困顿之际的发愤之作;
  
  ……
  
  首先,这些人曾经都是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他们怀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和叛逆意识,并有明确的叛逆行为,他们不能认同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并能立竿见影地把这些追求表现在行动上。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不断被当局统治者疏远、流放、迫害,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人生主张,反而要顽强地坚持并矢志不移地奉行之。于是,更为严重的后果就出现了,要么再次失去人身自由,要么蒙受奇耻大辱,要么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住。即便这样,他们依然执着,不为世俗和强权所动,不计个人得失。他们的精神信念完全超越了他们的物质生命,他们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当成了生命存在和灵魂活动的全部。如果厄运和强权都不能阻止他们继续成就他们热衷的事业,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们的成功!
  
  其次,他们赖以实现自己人卫生价值的立足点和突破口就是他们最谙熟的事情,从专业技术上说他们是驾轻就熟,从处境际遇上说,他们是别无选择,从精神状态上说,他们是无所顾忌,从情感上说,他们酷爱着,并且,他们从事的事业完全可以反过来又成为他们的心灵安慰,从过程上说,他们就完全可以做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再次,他们的进入“忘我”状态是对精神疼痛和灵魂磨难的暂时规避,或者干脆就叫做自我疗治,他们的专注、执着是对人生命运的反方向推导证明。不难想象,当一个人的尊严被武力和强权无情地剥离到赤裸裸的地步,又被残忍地公然示众,这个人的选择可能有两种,一是无法面对这一切变故和打击而无可奈何地放弃自己生命的权力,二是,他还有必要继续活着,他要洗雪这些耻辱,他要付出最高代价索还自己的人生损失,他要补偿自己的精神缺损,他要努力平衡自己的心灵系统,他还要好好地安抚自己的灵魂将已经发生的一切全都暂时包容。现实境遇告诉他们:一切已经皆不可能,可是,他们安心要做的恰恰是: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
  
  司马迁,无疑是他们之中的“又一个”。
  
  历史已经过去了两千余年,这样的实例数不胜数。
  
  在以上三种原因当中,如果我们把事情的可行性程度放大一些,把条件放得宽松一些,前两点,多数人都可以做到,唯独第三点,涉及到人的心理意志品质,也关涉到人的精神的刚度、亮度、广度和高度,就不是谁想为就能为之的了。后世的李白在诗中这样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句话,今天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圣贤和圣贤所为往往不为常人所理解和接受,但一般人的率性放任、随遇而安、不求上进,却处处可见。李白诗的本意是在为李白之类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找开脱之词,但是李白本人在屡试不第、屡仕不功的情况下,大展才情,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过程和性质其实与司马迁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李白做得更加放犷更加浪漫一些罢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即便李白能够“斗酒诗百篇”,如果他不是和命运抗争,如果他不是把一种“不可能”借助于酒精的麻醉和刺激之后努力变成另一种“可能”,后人也就不知道“诗仙李白”了。
  
  然而,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人生价值实现的高度、广度、亮度和刚度一定和人的生命际遇情况成相反数的关系吗?或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天平上盛放砝码和盛放被称量物的两个托盘之间的关系吗?如果人生追求和生命价值是被称量物,它们被盛放在“这一个”托盘中,那么,人生际遇的所有负面因素是“另一个”托盘吗?
  
  如果以上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还要继续追问“为什么”,并且最终还将由我们自己给出答案。
  
  除却个别侥幸的、极其幸运的实例而外,绝大多数人的成功一定和相等绝对值的失败与挫折相伴而行。
  
  人的潜能,人的创造力是深埋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巨大资源蕴藏,事情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开放这样一笔巨大资源。我们甚至不知道深藏于自己生命过程中的高值资源究竟有多少,究竟埋藏多深,开采过程究竟有多大难度,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有一点必须肯定,这样丰厚的资源人人都有,并且,从来理论上说,这笔资源的数学意义上的量是无以计数的。对此,我们不能仅靠想象和假设,也不能单凭模拟和估算,更不能在没有开始采掘的情况下就持怀疑态度轻言没有或干脆放弃。必须承认,有,是绝对的有,人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现在动手开始挖掘。“有资源”这个事实是肯定的,未知的只是过程和实际结果。谁也不知道深度,不知道藏量,不知道品位,也不知道回报的丰厚程度到底有多大,但肯定是有,只有在“披尽黄沙”的那一日才“始见金”,只有“行至水穷处”,才能“坐看云起时”,只有忍住喧嚣,耐住寂寞,等到纷扰收场,等到繁华落幕的那一刻,才能赶上“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通透、洞明的美好时刻。
  
  在整个过程中,除了专心挖掘,几乎不能想任何别的事情,比如名利得失,比如青春一现,比如韶华易逝,比如宝马香车,比如华服美妇,但可以想娇妻弱子,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说,身处逆境遭逢灾难的人很可能是为了难以割舍的亲情才苟活着。除此之外,甚至连自己都不能多想,灵魂全力面对的只有自己专注的事情,能感觉到的唯有自己刚强的意志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苦难是人生的导师”,还有人说“少年的苦贫是人生的财富”,也有人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以及“彩虹总在风雨之后”、“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等等,可谓生命的经验或灵魂的感悟。人们在谈到人生与事业成功之间的关系时,有一个相当普遍的说法,那就是“宁可先苦后甜,也不先甜后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必须在成长过程中经受种种磨难,对自己的精神和意志进行必要的历练,对自己的性格进行必要的打磨,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做好必要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准备,这话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少年苦读,青春历练,中年负重,然后老有所成,这样的过程和顺序应该是符合自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是符合事物生灭逻辑的,反过来就不对,也不行,至少也是不正常。
  
  大凡人生和生活很顺利的人,在创造性活动上大抵没有多大的作为,原因在于他们往往把人生和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全都停滞和局限于顺利的生活本身,而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更多地关照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他们当然用不着去创造,用不着用另一种方式关照自己的人生甚至想不到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更不会去体恤自己的灵魂,就是人们常说的“为物所累”又不知累从何来,他们的精神很少或者没有过疼痛,他们的灵魂从不孤独也少有寂寞,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让纷繁杂陈的物质生活来陪伴,非但不孤独,也许他们还感到很繁华很热闹,自我感觉很好,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自己去亲自挖掘,也就不知道以灵魂为名义、以尊严为方向以生命为代价去拼搏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内心里也就没有失败的沮丧和成功的喜悦,如果他们还有什么烦恼,那些烦恼也只能是自己希望的生活的越来越不完美而向自己不断提出更高的消费要求。他们的人生天平的两只托盘的“这一只”里因为称量物无多,另一只托盘里的砝码也就不多。
  
  在人生大起大落的人那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他们的人生际遇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数,特别是,他们的人格尊严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亵渎,他们需要弥补,需要索还,需要填充,需要救赎,因此,他们就必须踏上一条漫漫征途,他们要经历难以预料的种种艰难困苦。他们的人生天平的两只托盘中,代表失败和不幸的那一只沉重地垂落了下去,代表成功与幸福的那一只被高高地挑起,他们要做的就是往这个存物无多的托盘里一点一点地添加。每一次每一点新增的微薄的称重物必须靠自己去挖掘,并由自己将其堆放上去,直至天平实现新的平衡。风雨过去,彩虹初现,否极泰来,苦尽甘至。顽强的生命力已让他们的人生获得了巨大的惯性,他们会继续挖掘,不断添加,最后,把整个失衡的系统完全翻转过来,多舛的命运被高高跳起,成功的人生很有分量地垂落。因而,凡是精神富足的人总是含蓄而内敛的,有时甚至是很低调的。
  
  常言说“沉默是金”,这句话反过来说也能阐释人生智慧:金子总是沉默的,因为它有分量,所以才沉落到泥沙的最下面;因为需要付出千辛万苦,经过艰苦卓绝的挖掘金子才出现,所以它们才有高贵的价值;因为它们百折不挠,因为它们即使身负重压沉默万年也是秉性不移容颜不变,所以它们才珠光宝气雍容华贵。在浅薄无知的人的眼里,金子只有稀有金属的价值,也就是物的价值,而看不到其中包含的精神元素和人文含义,也只有浅薄无知的人才把金子看成不可或缺的打制首饰的贵重材料。
  
  如此说来,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架天平,天平的两只托盘里分别加装着成功和失败,尊贵和卑微,严肃和低俗,伟大和渺小,欢乐与苦难,以及勤奋与懒惰,诚实与奸巧,务实与虚荣,自重与自贱,庄重与轻浮,高尚与堕落……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我们既要关注加装称量物的那只代表人生价值的托盘,也要关注加装被称量物的那一只代表人生逆境与消极因素的托盘,并且要明白整个天平在向哪一方倾斜,倾斜度有多大,失衡的程度有多高,然后,以实际行动和有效作为来改变天平的平衡状态。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的人生天平不一定都处于或者永远处于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平衡状态,谁的天平都不是绝对的保持水平,人生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地添加或减少自己能够掌控的这一只托盘里的有效重物的过程,根据需要,不断地控制天平,获取新的平衡状态。至于每一次的改变和调整的结果使天平的平衡状态改变了多少,都只能是自己掌控的事情,别人无法代劳。我们常常会看到,总有一些人紧盯着代表人生失败和不幸的那一只托盘,自怨自艾,空自叹息,却不想付出必要的艰辛,更有甚者还想投机取巧走近道,这样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增加挫败的程度扩大失利的恶果,人生遭遇的不幸根本不会自动远离。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毋庸置疑,司马迁提到的那些人的人生天平的另一个托盘里加装得太多,有些甚至已经濒临万劫不复的地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屈服,并没有认输,他们也没有停下来,他们开始挖掘了,并且是艰苦卓绝的挖掘,他们终于挖到了足够分量的财富,他们顽强的作为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天平的平衡状态,他们就是一些“倜傥非常之人”,他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人类历史上光荣“称焉”!如果认为司马迁的话有用,如果觉得他的话对自己的人生却有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作用,那就应该记住它,并用它时常校准自己的人生天平,当身处逆境、遭逢不幸的时候,接受自己,接受命运,以生命的名义,勇敢地做一个“倜傥非常之人”!
  
  当然,我并不反对别人的随遇而安甚至安贫守道的人生态度。人各有志,人各有各的活法,人对自己的生命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和护持方法。我只想对那些想有所作为的人、想让自己当前不尽如人意的人生有所改变的人说:不要迷信天才和神话,世界上也没有“神童”,更不要相信什么“大器早成”的谎言,如果你想当一个作家,你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没有充分的人生历练,没有成熟的心灵和睿智的头脑,没有系统的、丰富的知识积累,就不要逼迫自己做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名”作家!如果你的人生正在经受着苦难的磨砺,那么就请你接受我的忠告,也接受我真诚的祝福,你每一次对自己经受的苦难的审视、对自己心灵伤痛的舔舐、对自己人生不幸遭遇的耐心咀嚼,都证明你向幸福安乐靠近了一步,但要记住,马上动手从心灵深处挖掘你想要的财富,相信自己,你的生命里这种财富的储藏量是无限的!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你的人生之天平一定会向你向往的状态倾斜!
  
  20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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